摘要：以上三方面需求的累进式叠加构成了新时代的法治需求体系。 ...
法律实证研究亦是如此。
（二）社会主要矛盾命题的体系性理解 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一个完整而科学的体系。《世界人权宣言》规定：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意味着，生产和发展依然是重点和中心，而非斗争和革命。法治的需求直接指向法治建设实践。这一研究还有待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响应。（三）着力解决法治发展的中心和重点任务 在法治发展中要着力解决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体现为：科学立法与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不充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不平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的不平衡，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不平衡，区域间法治发展的不平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发展的不平衡，国内外法律服务能力建设的不平衡，等等。[5]上述第一句话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本判断，第二句话是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第三句话是对我国社会生产和发展状况的认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也表明了解决主要矛盾的方向所在，即不是限制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而是实现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
[29]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共出现了四次。法理中心 引言 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是指事物对立统一的关系。社科法学则主张(部分或者完全)放弃法教义学立场，对规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通过实用后果来论证、合理化司法裁判。
这种司法理念的价值在哪里？实在让人难以置信。[58]换言之，按照解释学的观点，一般案件与疑难案件本身的区分，本就不是客观外在的(out there)，因为法律规范本身并非像自然世界那样的显明事实，法律中存在理论争议，它本身有待解释和建构来加以明确。然而，此处似乎存在一个循环论证：后果主义的兴起是由于结果的不公正，结果的不公正是疑难案件的界定标准，在疑难案件中我们适用后果主义方法。德沃金在该书的导言部分专辟Truth and Value一节文字，对一种解释学立场下获得客观真理的可能性以及它与自然世界标准的客观性真理的区别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德沃金试图证明存在关于价值的客观真理，但是这种客观性并不是像自然世界那样的外在(out there)于宇宙中，毋宁说我们是通过捍卫价值的形而上学独立性来获得其客观性，而在此一种解释学立场的分析和论证就变得极为关键。
[72]参见注[69]，第160页。依照法律规范判决，排除个人的经验和法感，排除民意(公意)的干扰，排除任何形式的外在干扰，这正是法教义学推理和论证的价值。
后果主义方法与法教义学方法在司法裁判中必须互补：通过疑难案件和一般案件的划分，两种方法各自拥有地盘。[14]参见刘星：怎样看待中国法学的‘法条主义，《现代法学》2007年第3期，第55页。因此，如果根据夏皮罗的立场将所有案件都视为一般案件来处理，则等于无视争议。[42]社科法学因此就将后果的确定问题置于一个更宽泛的领域当中。
也正因为如此，规则作为二阶行动理由具有重要意义。[19]Vgl. F. Wieacker, Zur praktischen Leistung der Rechtsdogmatik, in: R. Bubner et al. (Hrsg.), Festschrift für Hans-Georg Gadamer, Bd. II, 1970, s.323. [20]对于法教义学的价值与固有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陈辉：德国法教义学的结构与演变，《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第149-167页。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将此种后果主义称为实用后果主义。如此一来，这个逆向推理无异于画蛇添足。
许多人服了，包括贺卫方教授，但还有人不服。但是，舆论的这个问题，并不阻碍我们如此使用舆论，即无论是否真实反映民意，当舆论反响强烈时，司法机关就应该反思判决结果的合理性。
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特别是法律是不是规范，时至今日仍然聚讼纷纭。于浩：传媒与司法关系的重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107-115页。
[72]从表面来看，似乎司法思维和大众思维的关注点不同，但实则未必：在四川泸州二奶继承案中，也许舆论所代表的大众思维没有关注法律条文所关注的遗嘱形式，但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遗嘱继承人是否系二奶身份，该身份是否会影响遗嘱的成立？许霆案的定罪量刑问题、银行的地位、与贪腐类判刑相比较的问题，司法思维和大众思维都同等关注。法教义学方法适用于一般案件，而后果主义方法适用于疑难案件。舆论的问题在于，它虽然也反映公众对司法裁判的态度和看法，但是它常常夸大、歪曲事实，且不确定、不稳定。通过解释学的立场划分疑难案件与一般案件各自的地盘和领域，从而为后果主义方法和法教义学方法划定准确的定位，又是以何处为起点呢？目前法学界关于疑难案件的学术讨论当中存在的一个尴尬是：存在划分疑难案件和一般案件的常识，例如我们很容易同意将那些案情并不复杂但是如何判决却充满争议的案件归为疑难案件，[60]然而当我们试图进一步界定何谓充满争议案件的时候，就遭遇到了法律不确定的原因无法客观明确的困境，即为什么判决会充满争议，是由于语言模糊、规范冲突、规则缺位、规则有问题，[61]抑或因为法律本身的知识论困境，[62]还是源于结果的不公正？[63]由于法律不确定的原因无法客观确定，一种反对存在疑难案件这一常识的观点便相应出现——我们关于疑难案件的常识乃是假象，不存在所谓疑难案件［例如夏皮罗(Scott J. Shapiro)的看法］，或者所有案件都是疑难案件(例如德沃金的观点)。[22] 需要注意的是，乍看起来，苏力主张的是一种非常蛮横的、毫不考虑分析和论证的合理性的结果决定论立场，违背了前文所言的正义要求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的统一性。[41]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76页。
[6]参见［美］霍姆斯：法律之道，姚远译，《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26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173页。[53]如此一来，后果主义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似乎解决了。
详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第204-209页。后果裁量领域针对是法条有问题并且原则不相关的情形，如此则可做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裁量。
易言之，演绎推理无论正向或逆向，其结果都一样。[24]在我国，后果主义和法教义学的这种争论，实际上早就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统一问题的形式得到展开。
换句话说，从司法裁判的实践来看，除了极少数的情形，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法条主义界分很难具有客观性，法教义学立场和法条主义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客观的界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一波三折，例如法律实践领域和理论领域的对立、互相贬损，专业人士多指责大众无知瞎说，等等。[69]显然，为了捍卫本文所主张的上述可靠性，需要对舆论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论证，而这也符合解释学的一贯立场。社会问题应交给立法，司法必须对这些情形保持克制。
[9] 苏力声称，严格的规则主义、法条主义……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界、法律界和法律教育界的主流和主导法治意识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7条规定：法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在司法实践中，法教义学的方法也只是在疑难案件中受到指责。很难想象，如果从演绎推理获得数个可欲后果(例如在疑难案件当中)，法官就会不考虑后果的重要性而随意裁判。
但问题在于：首先，无论是逆向分析，还是正向推理，规范后果都不可能无中生有。第二部分分析后果主义方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可行性、既有的两种进路及其问题。
后果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个行为的伦理地位取决于其后果的价值。[80]参见郭春镇：法律直觉与社科法教义学，《人大法律评论》2015年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117页。[56]关于疑难案件之界定的梳理，参见孙海波：疑难案件的法哲学争议——一种思想关系的视角，《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第46-54页。而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所谓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冲突的根源。
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两篇文章中深刻体会到：注[43]陈柏峰文，第67-73页。(二)后果主义路径之一：规范后果主义的可能性与问题 面对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不统一问题，法教义学者做出过补救性尝试，其补救的方法就是在后果上做文章。
[51]对于通盘考量的问题，陈景辉总结了三点：第一，效率上的缺陷。[10]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第95-96页。
(二)从依法裁判到法条主义 问题在于，规范主义立场，无论是法条主义，还是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法教义学，不可能根本解决规则的固化问题。在大众和专业人士的争论过程中，通盘考量的过程得以展现并完成。
